| 核心提示:粮食部检讨说,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是3400亿斤,可是征购就拿了1200亿斤,占三分之一强,这是农村伤了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粮食部为此感到非常痛心。冶金部对一再抬高钢铁指标,造成9000万人上阵全民大炼钢铁,从而直接导致农业减产的情况负有重要责任,他们对此作了积极而较深刻的检讨。外贸部对在全国出现饥荒的情况下,还于1959年和1960年多出口了几十亿斤粮食的问题作了检讨。水电部对全国上了过多的大中型水库因而挤占了大量农村劳力,影响了农业生产的问题作了检讨。 |
原题:“1962:中央解决粮荒内幕”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6亿人民的吃饭问题,几乎逢会必讲粮食。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、1961年,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、李先念等人的办公桌上。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(即七千人大会),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。因此,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。
1958年开始的“大跃进”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“跃进”,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。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,可到了11月中旬,时间过半,任务却只完成20%多一点。京、津、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,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。此外,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,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,现在是以多报少,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,总是强调困难。
1961年11月10日,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。邓小平在会上阐明,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,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,就呜呼哀哉。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,他提了三个数字,120亿斤、150亿斤、180亿斤。如是120亿斤,就得大量进口,无一点回旋余地;如是150亿斤,日子勉强过得去,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;如是180亿斤,就可以不进口。
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,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。在讨论这个问题时,华北局提出:下边是有困难,但若把形势讲透,把方针搞明确,把思想搞透,还是可以的。为此,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: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,开个地委书记会议,打通思想。
七千人大会
两天后,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。毛泽东觉得,中央对“大跃进”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,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,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(即中央、中央局、省、地、县五级)。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,鼓足干劲,好坏都要讲清楚。这样,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,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,就在毛泽东这里定了下来。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,根据邓力群的建议,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、党委书记,并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的同意。这样,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,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。
七千人大会